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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阎博士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
我为什么想移民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吴佳川（化名），42岁，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身家千万。在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背后，也有满腹“委屈”，而这种“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决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业太累了。” 一位董事长級的有一次在电视台一個节目中的感慨，在中国做企业实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众多“婆婆”令我没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产的，很多人都认为，政府部门是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的。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每每为了一个项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协调时，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国，企业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业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钱的企业，几乎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来拿点利益。
我被政府机关“骚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几年前。我在本地所辖的县开发了一个项目，由于房子没有卖完，现金流不充裕，就和当地的税务部门签订了“以房抵税” 协议。后来，该税务部门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搞了所谓的“公开拍卖”，以我们协议约定价格的一半，将房子卖给了内部职工。房子卖掉了，但是税款出现缺口，怎么办？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而且还伴有高额的滞纳金。这件事情前后折腾了一年半，最后虽然解决了，但公司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法律角度讲，我是可以起诉这个税务部门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认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从那以后，我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可以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最要命的是，当办事的公务员错了，宁愿用另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也不会承认错误，吃亏的只能是企业。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产项目，由于这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来帮助协调和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即便如此，审批过程还是困难重重。哪个部门都能过来检查一下。如果真的仅仅是检查也没什么，可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很多机关都是站在部门角度看问题，我稍微招待不好，就会影响企业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