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福利制度下，澳大利亚普通公民即便不工作，也能领到确保衣食无忧的社会救济，享受全民医保待遇。然而这样的制度却在实践过程中遭遇了尴尬：一方面是企业苦于招不到人；一方面是不少年轻力壮者游手好闲。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近日公开表示，政府将通过削减预算、改革税收制度等方式，促使澳大利亚人更加积极地参与就业。她还暗示，有意引入“奖勤罚懒”机制，让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自食其力”。

在澳大利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当下，吉拉德的盛世危言点出了高福利制度“养懒人”的弊端，也揭示了高福利制度已开始拖累澳经济发展的现实。

西澳银行近期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全境近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表示招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澳大利亚官方统计显示，在澳大利亚２２００多万人口中，多达２３万人失业超过两年，２５万户家庭中的成人至少一年没有工作。值得警惕的是，当前澳大利亚年轻人失业率是社会整体失业率的两倍，失业大军呈年轻化趋势。

统计数据体现在现实中显得更为生动。在笔者所在的悉尼市，街道上不时能看到身强力壮者晒着太阳乞讨。与一个名叫阿列克萨的胖汉乞丐攀谈时，笔者获悉，他每周能从救济部门领到约２００澳元（约合２１１美元）救济款，一日三餐基本不用愁，只是还要交水电费，应付看书读报等开销，所以出来乞讨。他还说，不愿工作是因为身体太胖，时常会感到疲劳。

高福利不仅让一些人丧失了自食其力的动力，也影响着人们择业的态度和取向。在社会医疗保险及工会组织的保护伞下，澳大利亚工薪阶层似乎更看重个人幸福感，而不只是钱。不少人认为，如果工作不开心，就该跳槽，不能为保全饭碗委屈自己。这使澳大利亚人更换工作较为频繁，客观上增加了社会福利制度的负担。

在西方政治选举体制之下，社会福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政客借以取悦选民的工具，许诺增加福利已经沦为拉票的手段。某种程度上，社会福利改革已变成一片“政治雷区”，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哪个政客愿冒“千夫所指”之险轻举妄动。这导致福利见长不见落，即便在国家财政和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时，削减福利也需要很大勇气和智慧。

 更为可怕的是，当高福利和高消费固化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共识和理所当然的生活常态，当过高的福利诉求被冠以“人权”、“自由”的闪亮标签成为政治斗争和传媒炒作的工具时，任何针对高福利制度的调整和改革都变得异常敏感和棘手，从而大大增加了社会发展成本和国家财政经济运行风险。

诚然，高福利制度属一国内政，但高福利的影响并不仅仅止步于国境之内。西方民众长期超前消费、寅吃卯粮被认为是引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社会原因。试想，是什么支撑了西方人透支明天的洒脱？是什么让他们大把花钱时了无后顾之忧？毫无疑问，高福利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改革高福利制度的议题，吉拉德表示：“让纳税人供养有能力自食其力的无业者是不公平的。”其实从国际层面，西方人也应当认识到，让全世界人民为西方社会的高福利和消费盛宴买单，也不甚公平。